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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副省長們的使命

2019-10-26 07:00:00  21世紀經濟報道 楊志錦

9月27日,貴陽市中華北路242號省政府大院1號樓,貴州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這里召開。會議決定,任命譚炯為貴州省副省長。

在此之前,譚炯在國有大行工作了31年。到地方任職后,像譚炯這樣擁有豐富金融從業經歷的官員被稱為“金融副省長”。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,目前已有15個省份配備了金融副省長(四大直轄市均已配備),約占全國省份數量的一半,金融副省長已成為一種現象。

從到任時間看,呈現出非常集中的趨勢:13位金融副省長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國金融會議之后到任,這一占比高達86%。換言之,金融副省長在這兩年集中就位。

上述數據并未包含歐陽衛民。歐陽衛民早期在央行系統工作,后任廣州市副市長、廣東省副省長等職。10月24日。中組部任命歐陽衛民為國開行黨委副書記。在履行相關手續后,他將出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一職。這是他再次回到金融系統工作。在此之前,已有12位金融副省長回歸金融系統(不完全統計),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的雙向交流日趨常態化。

作為連接中央與地方的金融副省長,他們既要回應本省面臨的經濟金融挑戰,同時又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,推進金融風險防控攻堅戰和金融改革。這一群體具有怎樣的共同成長履歷,他們之間又存在什么樣的顯著差異?從金融副省長回歸金融系統后,地方工作的經驗對他們開展新工作又會產生什么影響?

2017年后集中到任

改革開放后,經濟建設成為中心任務,金融則是重要資源。但金融杠桿是“雙刃劍”:運用得好,能優化資源配置,促進經濟發展;運用得不好,則可能引發金融風險。

金融官員集中調任地方始于2017年7月。是年7月14日—15日,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。中央領導在會上強調,要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能力,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加強金融知識學習,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。

會議召開5天后,交通銀行副行長王江被任命為江蘇省副省長,由此拉開了金融系統官員密集出任副省長的序幕。據統計,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,有13位是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調任的,占比接近九成。

余下兩位是浙江省副省長朱從玖和云南省副省長陳舜。前者于2012年5月調任浙江省副省長,至今已在這一職位上工作了7年。在此之前,他長期在證監會系統工作。后者于2016年11月由教育部長助理一職調任,在此之前他在證監會系統工作了15年。

金融副省長密集出現是中國金融深化改革的要求。改革開放40年來,中國金融業獲得了長足發展。Wind數據顯示,中國金融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76.5億增加至2018年的6.90萬億,同期其占GDP比重由2.1%增加至7.7%。

隨著近年來實體經濟增速放緩,中國金融業積累的風險開始顯現。全國來看,金融業內部的資金空轉嚴重,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杠桿率高企。地方層面,隱性債務不斷膨脹,債券違約、P2P亂象考驗著地方政府的協調處置能力。在市場人士看來,這些問題亟待有專業能力和市場經驗的金融專才參與處理。

據梳理,15位現任金融副省長的專業均為經濟、金融、管理類,和金融工作十分對口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們中的六位還取得博士學位(不含在職),其中五位經濟學博士,一位工學博士(殷勇)。殷勇畢業于清華大學系統工程專業,和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師出同門。

從工作履歷看,他們都在金融系統歷練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,擁有豐富的金融工作經驗。

在金融副省長的“遴選池”中,國有大行副行長是主要來源。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,在任副省長之前擔任五大行副行長的有9人,占比高達六成。其次,來源于證監會系統、央行系統的人數分別為3人、2人。此外,光大銀行行長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長,開辟了股份行行長升任副省長的先河。

金融副省長的使命

金融副省長在專業領域的工作履歷,使得他們能夠應對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戰。

剛上任月余,譚炯就帶隊到上交所推介貴州債券,召開貴州省債券市場投資者懇談會。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員的身份直面曾經的同業。

譚炯在會上如是說,“坦誠講,我能夠非常切實地了解金融運行的本質、目標、規定,也切實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。到地方工作以后,雖然時間短,但是也非常深入、具體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責任。”

他在會上詳細介紹了貴州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主要措施,如加強信用建設、做到有借有還;推動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融資平臺的到期債務進行收購重組等。“貴州省政府的態度的確值得點贊,畢竟好的態度是解決問題的開始。”上海某中型券商債券交易員表示。

貴州近年來GDP增速居全國前列,但地方政府債務高企。記者統計發現,截至2018年末貴州政府債務余額為8834.15億,居全國第六位;但債務率為148%,居各省份第一位。

不止是貴州,對于全國各省份而言,共同的難題顯而易見:隱性債務規模不小,融資平臺非標違約時有發生;無牌照金融活動涉眾風險隱患大,事關社會穩定。

本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后,屬地風險處置責任明顯強化。在此背景下,如何監管好P2P、小貸、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、融資租賃、商業保理、典當等類金融業務是一個新課題。

據梳理,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除分管金融事務外,還分管商務、住建、國資等事務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海市副市長吳清、北京市副市長殷勇還擔任市委常委,這將使他們能更好地統籌資源處理好相關事務。

在一次公開論壇上,殷勇建議,應進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協調機制。可在地方政府牽頭的金融工作議事協調機制下,分別構建地方金融監管協調和風險處置兩個機制。

在處置金融風險之余,金融技術性官員還要幫助地方融資、發展經濟。這可通過地方數據管窺一豹。

《新華日報》曾報道稱,2015年底江蘇啟動金融系統和地方干部雙向掛職工作。第一批103名掛職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環境、幫助重點項目融資、推動企業上市及上市企業再融資工作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:先后出臺相關文件184個,引進金融機構127家,主導或協助融資4880億元;幫助企業化解金融風險421次。此外,還推動27家企業主板上市、219家企業新三板上市。

下一站

近日,廣東省原副省長歐陽衛民出任國開行黨委副書記。在履行相關手續后,他將出任國開行行長一職。金融副省長的回歸由此再次引發熱議,他們的下一站也成為關注的焦點。

據記者不完全統計,在此之前擔任金融副省長的14個案例中,卸任金融副省長后下一站未重返金融系統的為兩人:現任海南省委常委、三亞市委書記童道馳早年在證監會系統工作,后出任湖北省副省長,2018年11月調任現職;現任安徽省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丁向群類似,早年在國有大行工作,后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,2018年9月調任現職。

其余12位金融副省長則再度回到金融系統,占比達85.7%。其中,五位出任機構正職(董事長、行長)。如蔣超良2004年從湖北省副省長調任交行董事長,歐陽衛民亦屬于這一情況。對歐陽衛民而言,未來如何發揮國開行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應是他任上的課題之一。

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監管部門副職。比如郭樹清2001年從貴州省副省長調任央行副行長兼外管局局長。在任命會上,時任央行行長的戴相龍如是評價:到貴州后,(郭樹清)協助省長研究制定了貴州“十五”計劃和貴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初步意見,提出許多符合實際的改革建議,為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。

結束貴州任職幾年后,郭樹清對這一段經歷有了更深入的思考。他2005年在《在過剩與貧窮之間》一書中寫道,從1999年到2001年,我在地方政府工作,其余時候則在宏觀管理部門任職。一半由于責任,一半由于興趣,我當時最關注的問題是總體經濟的改善和落后地區的開發,特別是兩者之間所有可能的統一和結合。

“這使得作者能夠從地方管理到國家宏觀調控,從貧窮、短缺到富裕、過剩,以及從國內到國際,以一種相對寬闊而且現實的視野,來系統地考察和思索轉型期的中國問題,并以務實的精神去解決所面對的現實問題。”當時在國研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巴曙松如是作出書評。

分析認為,在強監管的背景下,金融技術官員再度回歸金融監管部門,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礎上,更有針對性地防控、處置金融風險,把握好改革的節奏、步伐和切入點。

據記者統計,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中,就任時平均年齡為50歲。其中重慶市副市長李波、山東省副省長劉強就任副省長時最為年輕(47歲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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