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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金融研究:銀行業“對公”大棋局

2019-10-26 07:00:00  21世紀經濟報道 辛繼召

對公(公司金融業務)與零售(個人金融業務),此消彼長。

在經濟增速下行期,“大零售”戰略邁進之際,對公業務作為銀行業基石,稍顯落寞,多個大行以及股份行、城商行對公業務利潤同比呈現負增長態勢,比如零售趕超工行的建行,還有郵儲、交行、招行以及以對公見長的民生銀行等。

有起亦有落,比如農行今年上半年對公業務利潤同比增長35%,增速居國有大行之首,股份行中的光大、平安銀行、城商行如南京銀行等也顯見發力。

對公業務,規模是一大制勝關鍵。四大行對公貸款投放毫無疑問具有“壟斷”優勢,超過所有其他上市銀行累計之和。

那么,誰是“對公之王”?

四大行對公稱王

在對公業務上,工農中建四大行是主力,上半年四大行公司銀行業務收入均超過1000億元,“宇宙行”工商銀行無疑是王者。

工行對公打底,營收和利潤遠超其他銀行,也是對公業務收入增速唯一突破兩位數的大行。

2019年上半年,工商銀行公司金融業務收入2088.90億元,同比增加12.76%;利潤總額875.16億元,同比增加9.98%。從對公業務客戶結構看,2019年6月末,工行公司客戶762.8萬戶,比上年末增加59.5萬戶。公司類貸款9.91萬億元,增加4871.52億元;公司存款12.41萬億元,增加9244.54億元。

該行財報稱,其信貸結構調整上,基礎產業板塊和幸福產業、先進制造業、物聯互聯三大領域實現較快增長。支持基礎設施在建及“補短板”重大項目、國家級戰略區域、民營企業和普惠金融等重大戰略實施。

零售有起色的建行公司銀行利潤則出現負增長。建行和農行對公業務收入增速相差不大,但利潤相差極大,原因在于信用減值損失。

2019年上半年,建設銀行公司銀行業務實現利潤總額438.76億元,同比下降10.72%,占利潤總額的22.95%;與之相比,該行個人銀行業務、資金業務分別實現利潤總額858.89億元、477.38億元,分別同比增長6.40%、23.40%。導致建行公司銀行利潤負增長的原因,是公司銀行上半年營業收入1343.52億元,增速僅為1.96%,在六大國有銀行中最低;該行公司銀行的信用減值損失618.84億元,同比增加52億元。

農業銀行對公業務僅次于工行,且對公業務利潤增速為六大國有銀行最高。2019年上半年,農行對公業務收入1424.87億元,同比增長2.17%;利潤總額731億元,同比增資35%。其利潤增速較高,也與信用減值損失有關,該行上半年信用減值損失369.77億元,同比減少167.95億元。

中國銀行對公業務收入1126.32億元,同比增長6.11%;其中中國內地公司金融業務營業收入980.46億元,同比增長5.72%。

實際上,對公業務基本為四大行所“壟斷”。

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銀行財報統計,對公貸款中,截至6月末,四大行對公貸款規模超29萬億元;另外郵儲、交行對公信貸合計超5萬億元。9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對公信貸規模總計不到15萬億元;13家A股上市城商行對公貸款總計3.78萬億元。

從增量看,四大行上半年對公信貸投放均在3500億元附近及以上,總計投放1.7萬億元。其余銀行中,僅交行、浦發對公信貸投放超2500億元,興業、郵儲對公投放分別超1500億元、1400億元,其余銀行均在千億以下。被業內稱為“零售之王”的招行上半年對公信貸投放不到600億元,余額1.83萬億元。

一位國有大行人士對記者指出,這與四大行傳統優勢有關,四大行在上世紀80年代成立之后多年從事專業銀行業務,如工行的工商業貸款、建行的建筑類和基建貸款、農行在縣域及三農的布局等。即使在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后,由于其深耕多年,且資金實力雄厚,與央企、國企保持常年穩定的合作關系。

股份行對公分化

與國有大行相比,近年來,向“大零售”轉型步伐加快的股份制銀行,對公業務卻顯得不那么“耀眼”,其背后是,股份行對公業務出現分化,且與零售業務增速差距越來越大。

招行上半年批發金融業務收入562.42億元,是唯一負增長的股份制銀行;批發金融利潤231.50億元,同比下降3.4%,而該行零售金融業務稅前利潤388.20億元,同比增長20.97%。即使在中收領域,上半年招行批發金融業務非利息凈收入也僅為181億元,同比減少7.05%,遠不及零售金融業務非利息凈收入261.61億元,同比增長7.07%。

值得注意的是興業銀行,該行未披露對公業務收入數據,但對公信貸投放猛增,為對公貸款增長最快的股份制銀行。

2019年上半年,興業銀行對公存款余額突破3萬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2899億元;對公貸款余額接近2萬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1730億元。

記者獲悉,興業銀行高管在其業績會上表示,該行下半年計劃新增貸款投放2400億元,布局上圍繞粵港澳大灣區、長三角、北京和福建,重點行業選擇上圍繞國家政策,包括基建、高端制造業、能源、冶金、消費。

其余股份制銀行中,2019年上半年,中信銀行、民生銀行、光大銀行、平安銀行對公業務收入分別為470.96億元、500.33億元、268.35億元、264.79億元,分別增長7.92%、13.29%、21.35%、8.53%;對公業務利潤分別為154.63億元、268.32億元、80.24億元、27.46億元,分別增減6.23%、-5.23%、95.61%、151.01%。

多家股份制銀行對公信貸投放增速極低,將業務重心全面轉向“大零售”。

例如,截至6月末,浦發銀行對公存款總額超2.8萬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2540億元,對公貸款余額(含票據貼現)超2.1萬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472.14億元,僅增長2.30%。中信銀行公司類貸款(不含票據貼現)余額1.94萬億元,比上年末增長3.12%;個人貸款余額1.65萬億元,比上年末增加10.99%。

在股份制銀行轉向“大零售”的背景下,光大銀行頗為“另類”,對公貸款規模、對公業務收入反而迅速增長。

2019年上半年,光大銀行對公存款余額(含其他存款中的對公部分)2.23萬億元,比上年末增加2843.57億元,增長14.63%。其中,對公人民幣核心存款增長 9.72%;對公貸款余額1.42萬億元,比上年末增加919.98億元,增長6.90%。

太平洋證券分析師董春曉認為,宏觀經濟環境仍面臨不確定性,企業擴張積極性不足,對公貸款的有效需求其實是不足的。

她表示,從銀行的角度看,雖然已實施MPA管理,央行也不會像過去對銀行分配額度,但仍有隱形額度限制。除MPA考核里面算出來的上限,也有監管機構的窗口指導。在有限的額度里,投放零售貸款的意愿肯定是更高的,因為零售貸款收益率高、不良率低。

不過,各家也要權衡,因為對公客戶也是非常優質的存款客戶。不同銀行策略不同。例如,平安銀行明確轉型零售,新增信貸向零售傾斜,壓降對公;同樣提出轉型零售的中信銀行則有不同。

城商行“分省而治”

相對股份行,城商行對公體量再下一大臺階。

對公信貸投放最大的上市城商行北京銀行,上半年對公信貸超9167億元,超過浙商銀行的6125億元,但不及華夏銀行的1.23萬億元。

上海銀行、江蘇銀行對公貸款體量在5700億元左右,南京銀行、寧波銀行、杭州銀行的對公貸款體量為3865億元、2732億元、2255億元。

2019年上半年,上市城商行的公司銀行的收入普遍增長,但利潤分化,部分城商行負增長,且存在“票據沖量”現象。

城商行公司銀行收入與地域高度契合相關,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商行規模更大,收入更高。

北京銀行、上海銀行、江蘇銀行的對公業務收入最高,2019年上半年分別為181億元、180億元、136億元,分別增長1.37%、18.05%、18.96%;對公業務利潤總額分別為96.5億元、93.8億元、40.8億元,分別增減15.11%、16.70%、-9.82%。這三家城商行的對公收入甚至超過總部位于杭州的股份制銀行——浙商銀行,浙商上半年對公業務收入133億元,同比增長15%。

此外,2019年上半年,地處江浙的南京銀行、寧波銀行、杭州銀行的對公業務收入分別為87.9億元、62.7億元、51.7億元,分別增長24.95%、31.36%、22.74%;三家城商行對公業務利潤增速也極高,分別為40.97%、36.21%、29.33%。

地處內陸的城商行表現不一,今年上半年,長沙銀行、鄭州銀行、青島銀行、西安銀行的對公業務收入分別為41.9億元、24.1億元、23.4億元、19.7億元,增速分別為3.47%、-6.46%、47.77%、6.01%。對公業務利潤總額方面,長沙銀行、貴陽銀行、成都銀行、鄭州銀行、青島銀行、蘇州銀行、西安銀行分別為17.4億元、17.6億元、25.6億元、8.8億元、3.9億元、7.6億元、10.4億元,增速分別為-17.87%、68.38%、23.23%、-47.42%、-47.26%、0.67%、

-4.06%。

值得注意的是,“票據沖量”現象在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普遍存在。

2019年上半年,招行票據貼現余額2421.00億元,較上年末增長 66.24%。上半年票據直貼6029.66億元,同比增長32.51%。興業銀行、民生銀行票據貼現分別增長226億元、298.7億元。

城商行中,北京銀行、上海銀行、江蘇銀行、寧波銀行的票據貼現量分別為404.7億元、582.6億元、715.2億元、605億元,較上年末分別增減253億元、186.5億元、-156.8億元、155.6億元。

不過,票據貼現規模最大的,仍是國有大行。

2019年上半年,建行票據貼現4544.57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1460.89億元,增幅47.37%,主要是支持企業短期資金周轉需要。郵儲銀行票據貼現總額4690.92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644.69億元,增長15.93%。郵儲銀行稱,挖掘重點客戶商票貼現業務需求,加大直貼和商票轉貼現規模配置。  工行票據貼現規模3268億元,半年卻減少376億元。農行境內公司類貸款和票據貼現余額合計較上年末增加5796億元,其中票據貼現規模3793億元,較上年末增加353億元。

如何看待“票據沖量”這一對公業務現象?

一位股份行總行票據業務人士表示,銀行承兌匯票(簡稱銀票)是銀行的信用,對公貸款是企業的信用。票據交易流動性較好,轉貼買賣很快,月末規模調節也比較靈活。如果貸款貸不出去就用票據充規模了,因為都屬于大貸款項。另一票據人士也表示,銀票開票需要有授信或合格擔保品就能開,一般都是大型企業。對銀行來說,銀票有銀行信用背書,比一般貸款更易控制風險。

即使對于商業承兌匯票(簡稱商票),一位票據中介人士表示,商票期限短(最長一年)、可變現、具有見票即付、文義性、已確權的性質也使銀行更愿意做票據貼現,而且票據貼現比投放信貸流程更簡單。

對公何以讓步零售

起落之間,對公業務的擔憂逐步顯露。

“整個信貸團隊的話,其實從我們來講,感覺還是有‘斷層’的風險。”一位國有大行支行對公業務人士直言。

她表示,現在轉型零售,對公信貸投放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也沒有像前些年那么旺盛。十年前的對公條線是非常“牛”的,現在明顯地被零售條線超越,而且在全員零售的情況下,對零售的重視程度比對公要高得多。

其背后,是對公貸款的不良拐點已經過去,但壓力仍存。

“大行資產質量壓力不像前兩年那么大了,2017-2018年大行一些地區不良處于待爆發的狀態,”一位國有大行風控部門人士表示,一些分支機構只能通過風險緩釋方式延緩進入不良。

大型銀行中,截至6月末,工行不良貸款率1.48%,比上年末下降0.04 個百分點,連續10個季度下降。其中,公司類貸款不良貸款率2.00%,下降0.07個百分點;個人不良貸款下降0.02個百分點。建行公司類貸款和墊款不良率為2.50%,較上年末下降0.10個百分點。農行公司類貸款不良率2.14%,較上年末下降24bp。

不良貸款在行業間也出現嚴重分化。

例如,工行的交通運輸、倉儲和郵政業貸款占比23.7%,規模達1.99萬億元,不良率0.70%,較上年末下降9bp;制造業貸款占比16.9%,規模達1.43萬億元,不良率5.82%,較上年末上升6bp;批發零售業不良率9.31%,較上年末下降147bp。建行基礎設施行業貸款占對公貸款的52.71%;不良率保持在較低的 1.02%;制造業貸款余額超1萬億,不良率7.20%,較上年末下降7bp。農行公司類貸款中,制造業不良率4.97%,較上年末下降5bp。

一位銀行業分析師表示,自2017年以來,制造業不良率增加較快,風險暴露持續。對公貸款中,基建(包括交通運輸、倉儲和郵政業、電力、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以及水利、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)的占比明顯上升,2016年開始的國有部門基建大潮,地方政府與國企的信用背書與存款回流是基建類貸款的魅力所在。

股份制銀行中,2019年上半年,招行公司貸款占比下降2.68個百分點至42.42%, 公司貸款不良率2.00%,較上年末下降0.13百分點。該行公司類貸款中,房地產、交通運輸占比最高,均突破3000億元,不良率分別為0.48%、0.80%,較上年末增減-55bp、22bp;2600億制造業貸款不良率6.57%,較上年末下降7bp。

中信銀行公司不良貸款率(不含票據貼現)較上年末上升0.03個百分點。不良貸款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兩個行業,不良貸款率比上年末分別上升0.16個百分點和下降0.43個百分點。中信銀行稱,不良貸款行業分布變化的主要原因包括:一是由于部分制造業、批發零售業、租賃和商業服務業企業受產能過剩、市場需求不足等多重因素影響,行業內競爭加劇、盈利下降,出現信用風險。二是房地產市場出現分化,房地產開發貸款風險有所上升所致。

對于不良,董春曉認為,銀行業整體向零售業務轉型已是趨勢,整體看零售貸款營收占比會持續提升。從部分銀行三季報看,對公貸款的不良率已經趨于穩定,不良集中爆發的階段已經過去了。

“價格戰”時代

如何看待當下的對公業務,基層分支行有很多“苦水”。

一位股份制銀行支行人士坦陳,公司金融產品“大家差不太多,營銷上已經是白刃戰,要么資金價格很有優勢,要么‘關系’到位。因為產品同質化嚴重,客戶找誰不找誰有時沒什么差別。”

除宏觀經濟下行壓力、全行業大零售轉型、利率市場化等顯而易見的原因,對公業務的深層邏輯也在發生變化。

一位國有大行華南分行負責人對記者表示,對銀行來說,現在要意識到,零售銀行業務要按“批發金融”做,實現批量獲客和批量服務。對公業務要按“零售金融”做,一戶一策,按照客戶的需求制定產品方案,包括信貸、發債、并購重組跨境聯動甚至投貸聯動等。

上述股份行人士說,對公業務存量時代,從經營策略上講,銀行已經從“做產品”到“做客戶”,已經發展到“一戶一策”設計產品解決方案,并且注重客戶用戶體驗。作業方式上,更注重合規與內控,頻繁強調盡職免責,“大銀行小銀行一樣”。

例如,招行在中報中直言,該行上半年公司貸款余額較上年末增加440.22億元,增幅2.90%,增速同比有所放緩,究其原因,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周期中,企業擴張意愿不強烈、融資需求相對較弱。

另一方面,年初以來,流動性合理充裕,貨幣市場利率及債券市場收益率整體呈下降趨勢,企業尤其是大客戶傾向于用債券等低成本融資渠道替代銀行貸款,客戶提前還款量有所增加。

債券對對公貸款的替代效應愈發明顯。一位華南上市公司財務總監對記者表示,作為上市公司,主要參考AAA評級信用債收益率曲線選擇發債窗口和匹配貸款期限。銀行與企業合作的商業模式從原來的存貸匯轉向發債、并購等投行業務和供應鏈融資。

去年以來市場利率水平不斷下降,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從接近4%下行至3%左右。不過,貸款利率的降幅則遠不及發債利率,2019年9月份,國內企業貸款利率5.24%,比去年的高點下降了36bp。前8個月,新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利率為6.8%,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59bp。

另外,2018年10月以來,隨著多種扶持民企融資的政策,包括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化解、央行再貸款再貼現、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、銀行貸款支持等政策陸續出臺,投機級信用債和投資級信用債之間的評級間利差也逐漸走平。

另一上市公司人士表示,去年受去杠桿影響,融資利率在年末時一度上升,今年以來融資利率出現下行。特別是因為國開行等介入,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利率甚至在4個點以下。

對傳統的“對公”人而言,正處在時代的變革口。

一位華北大行人士表示,對于大型銀行而言,對公業務仍是未來的基石,對公和零售兩條腿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。但是近兩年,很多銀行在總行成立戰略客戶中心、大客戶中心,大量優質的集團客戶上收。這雖是行業趨勢,但優秀的對公客戶經理也隨之“吸走”,導致很多分支機構對公中間力量相對薄弱。

該人士表示,對公業務團隊和業務經理不是靠培訓,也不是靠看文件就能培養出來。一定要有優秀的培訓體系,但在整體經濟環境下行情況下,對公前端業務沒那么忙,不良資產處置倒非常忙。

(本文摘自《中國金融業發展趨勢報告(2019)》,該報告將于2019年11月18日-19日召開的第十四屆21世紀亞洲金融年會對外發布,記者微信:xinjz2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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